说起信息过载，《信息烟尘》（Data Smog）里有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曾经一度如同鱼子酱一样稀缺而受人珍惜的信息，如今却如同土豆一样数量庞大、唾手可得”。——因为信息过载而深陷焦虑、停顿和浪费的你，恐怕对此深有体会。在信息的汪洋里，有价值和美好的事物被掩盖，人们在失去对精心设计的知识容器的尊重。

　　我们因此不安，因此选择谷歌帮助自己过滤信息。可向谷歌提供有关我们的信息，并允许它为我们过滤庞大的信息所带来的后果，是我们对与自己有关事物的关注力的紧缩，以及集体知识潜在的碎片化。——谷歌或许并没有将我们变得愚蠢，但我们，却将谷歌变得更聪明了。这也是澎湃新闻（thepaper.cn）在此摘编《谷歌化的反思》的原因。反思谷歌，其实是为了保卫自己，保卫自己的专注力，保卫自己的时间和心智。本文讲的是高等教育的谷歌化，不妨看看，在知识生产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的高等教育领域，谷歌在我们和我们寻求的知识之间的中间作用，如何变得越发强大。

　　“个性化”的搜索结果：舒适但有毒

　　从定义上讲，学习就是面对你不知道、没想过、想象不到的和从未理解或体会的东西，是与对立面（从这种意义上讲也就是相异性）的相遇。这就是过去意义上的搜索者所处的状况：人若要获取知识，就得面对新鲜和不同的事物。而谷歌在互联网搜索者与搜索结果之间插入的过滤机制，在将结果“个性化”，从而反映搜索者身份和他过去的兴趣爱好以及该信息是否与这名搜索者表现出来的认知程度相符合的同时，阻止了搜索者与对立面的根本接触。

　　从2007 年起，谷歌就开始着手为其高级用户（那些注册了谷歌账户以使用例如Gmail、YouTube、Blogger、谷歌图书和iGoogle 之类服务的人）的网页搜索添加定制技术。只要你注册了谷歌，你的浏览器中就会被放进一个cookie，每当你访问谷歌时，它都会默认记录你的行为。2007 年，谷歌改变了其搜索服务的一个重要方面的默认设置：搜素结果的自动定制

　　“我们相信未来的搜索引擎将会是个性化的，并且会为用户提供更好的结果。”玛丽莎 梅耶尔在2007 年的一次采访中称。请注意，梅耶尔在表述这一决定时，并没有说谷歌是进行选择的行动者。她用的“将会”一词表明了一种不可避免性，仿佛谷歌在这件事上别无选择。梅耶尔解释说，对于谷歌在搜索结果中的个性化研究，用户的搜索历史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价值。她还承认，默认有利于个性化搜索的设置可以促使用户对定制结果产生期待感。“有的时候，这可以算是强买强卖，”梅耶尔说。“我们邀请人们注册那些服务，以使我们可以通过搜索历史收集数据，但用户在短时间内无法看到任何益处，或者说只能得到有限益处。这是我们苦思冥想并努力实现的事情之一，也是我们试图进入一个搜索历史和个性化搜索在实际上更受期待的模式的其中一个原因。

　　“定制”意味着谷歌将提供更多符合你熟知的地点、兴趣爱好、热衷与崇拜之物和观点的结果。这种经过过滤的信息的“小范围广播”可能是非常高效的。如果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可以更迅速地得到它，因为正确的结果会出现在页面更靠前的位置上。久而久之，这还将让谷歌能够对你推出更具定制性的广告，并为其最佳用户，即那些使用多种谷歌服务的人建立更为丰富的档案。不过，如果搜索结果的定制性更强，你就更不容易偶遇那些意料之外的、未知的、不熟悉的和令你不快的东西。你的网页搜索体验将会进一步增强你原有的联系、兴趣、观点和偏见。

　　我们使用网络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定制权力，这甚至威胁到了共和主义的价值观，例如对不同观点和深思熟虑过程的开放性。谷歌正在通过对网页搜索结果的定制大大增强这些效应。量身定制搜索结果，以此反映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以及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会将我们分割成多个话题不同的社区，我们能确切地知道自己所知之物（毕竟这些东西都在网络上），但对于同一件事物，我们确知的内容却是不同的。而且，搜索结果的定制反映出了在谷歌近几年的设计中普遍存在的消费策动力。这种定制的趋向将对购物产生很好的效果，但对于学习，尤其是在大学层面上的研究学习就并非如此了。

　　“既然我们可以通过搜索找到任何定理，为什么还要教学生们记忆这些定理呢？”

　　媒体评论家杰夫 贾维斯在《谷歌会做什么？》（What Would Google Do？）里假设了一种未来情景，高等教育将会根据谷歌的价值和模式的轮廓发生一场革命。“既然我们有了谷歌，还需要什么大学啊？”贾维斯用挑逗的语气说道。但他其实并不赞成学术的瓦解。相反，他指出：“教育是最容易遭到瓦解的机构之一——而且其浴火重生的几率也是最大的。”

　　贾维斯并没有完整地解释为什么高等教育应该被“瓦解”，而不是改革、增强、扩展、投资或者其他任何带有改进意味的词语。他将教学、考试、研究和社会化看作大学的主要职责。他还详细解释了这些职责并得出结论：像谷歌这样分散的、基于互联网的系统会比目前的大学做得更好。他断言，我们并不需要大学校园发给我们的“一致性的紧身衣”来实现年轻人的社会化和相互联系，因为这些都应该是我们毕生的追求。他宣称研究应该是协作和开放的，而不是窝在实验室里与世隔绝。考试和证书可以在网络上被轻易复制。教学应该通过网络订阅的方式进行，并且由那些将服务推向市场，扩大消费者基础的独立承包商，而不是一小群上瘾的订阅者参与。

　　“既然我们可以通过搜索找到任何定理，为什么还要教学生们记忆这些定理呢？”作为一名业内人士和学术从业者（而且是第二代），这些预测和对策令我困惑不解。在其对现状的描述中，贾维斯塑造了一个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大学。即使是在美国最保守的大学里，我们也能看到在人们的共享或个人实验中反复使用的培养皿。大学研究向来都是跨越机构和国界限制相互合作的，不过大学依然需要后勤员工、物理空间、设备以及购买力和基础设施为其提供资金、对其进行统筹管理。自从20 世纪初期约翰 杜威（John Dewey）的改革开始，连基础教育都不怎么要求学生记忆定理了（至少在美国是这样）。

　　所以，我并不清楚贾维斯想要瓦解什么东西。有一点是肯定的，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机构能够取得比美国大学更为持久和大规模的成功。虽然每一个学生、教授、管理员或纳税人都可以列出数十条有关这些机构的改进建议，但这并不影响它们受到了市场的压倒性认可的事实：其中最成功的大学可以收到其招生人数4~10 倍的入学申请。而且，就连不太排外的机构，例如州立技术大学和师范大学，高质量教育也是主旋律，它们成功地将许多毕业生及其家庭推入了中产阶级甚至更高的地位。美国的社区大学服务于数百万想要为将来的学习打下基础，或者习得新的、改进现有的职业技巧的人。

　　贾维斯和许多高等教育的批评家一样，仅仅将精英机构当作自己的目标，并指责它们为了实现精英化而过于排外。他认为在哈佛大学发生的事情影响到的并不仅仅是与之有关的几千人，而且他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20 世纪的许多最为重要的革新（从牛奶杀菌法的高效工艺到在手术中限制血液凝结的药物，再到贾维斯所称赞的自由和开源的软件）都是大学的产物。

　　更令我困惑不解的是，我所在的弗吉尼亚大学从托马斯 杰斐逊总统于1819 年创立以来一直都不曾辜负使命。谷歌是于1998 年建立的，可是贾维斯对谷歌太着迷了，以至于他认为谷歌的管理和组织模式是大学的样板。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一直避免做出预言，但是我很愿意跟他打赌，再过100 年，弗吉尼亚大学将依然是个一流的研究和教育机构，而谷歌则早就不复存在了。尽管届时弗吉尼亚或许还无法在篮球比赛中赢过杜克大学，但它还是会继续培养出色的毕业生，完成重要的基础研究课题，为弗吉尼亚州做出贡献。

　　但是在贾维斯对高等教育的谷歌化的评论中，最大的错误在于他忽略了从其长处和价值观，乃至其弱点和顽疾来看，谷歌本身就是来自大学的事实，这也是谷歌的创始人依然活跃于高等教育界的原因。他们为母校募捐、为毕业生演讲、赞助奖学金、贪婪地招募大学生，并且在其业务的方方面面与大学进行合作。因此，谷歌并不是解决大学问题的答案：它是大学出色且成功的产物。真要说起来，大学才是谷歌引起的许多问题的答案。

　　谷歌和全世界大学之间：令人不安的亲密

　　实际上，谷歌和全世界大学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接近，而是一种令人不安的亲密。近年来，谷歌已经转而建立、改进或替代许多核心的大学服务，例如图书馆数据库、搜索接口和电子邮件服务器。谷歌的服务器空间和计算能力为学术研究开启了新的大道，其中一个叫谷歌学术搜索的实验品就允许非学者查找他们可能从没有见过的学术研究，而谷歌图书则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大学图书馆的观念和日常活动。当谷歌贪婪地将尽可能多的东西纳入自己旗下时，就打造了一个更加天衣无缝、民主化、全球化和世界主义的信息生态系统。但是，谷歌也同时促进了高等教育商业化的进程，并侵蚀了信息质量的标准。

　　在大学及其学生忍受沉重的成本负担，公众对大学的支持发生紧缩的时代，谷歌就利用了这一公共失效，利用了这一国家承诺的放弃。谷歌在大学校园里无所不在的身影既产生了机遇，也带来了焦虑。不幸的是，大学已经放任谷歌树立榜样，并制定两者关系的具体条件了。

　　在谷歌的企业文化和学术界之间存在一种强烈的文化亲和力。谷歌的创始人谢尔盖 布林和拉里 佩奇是在斯坦福大学攻读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时相遇的。谷歌网页搜索背后的基础概念（PageRank 算法）就来源于布林和佩奇于1999 年撰写和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佩奇在密歇根大学完成了大学学业，并与该机构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在最有远见卓识的谷歌员工中，有一些（例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家哈尔 瓦里安［Hal Varian］）中止了自己成功的学术生涯，转而加入了该公司。所以我们并不难想象，谷歌的企业文化反映出了许多学术工作生活的特点：不规则的工作时间、水平管理结构、多方向的信息和反馈流、利他主义的使命感、以大学校园为核心的娱乐和体育活动以及宽松得惊人的着装要求。数十年来，美国的大学都在学习企业的运营方式。而谷歌则是一家取得惊人成功的、尽可能模仿大学的企业的典范。

　　谷歌从学术界学到的核心价值就是同行审查，这一观念认为，任何想法、作品或命题对于有资格的审查者的批评和审查而言都是偶然的、不完整的和主观的。这种做法并不是谷歌特有的。所有开源或自由软件项目，以及许多私有软件产业的创造性成功和质量控制系统，都得益于同行审查。

　　实际上，整个互联网就是建立在由同行审查过程产生的技术之上的。但是，比其他大型公司更多地参与到了软件和信息的广泛且公开的分配活动中的谷歌从本质上得以存在，就多亏了它对同行审查概念毫无保留的接受态度。

　　谷歌的成功归功于其网页搜索引擎的霸主地位和该公司在看似自动生成的搜索结果旁边放置付费广告，并进行简单的竞拍活动的能力。在你在谷歌的搜索框中输入“鞋店”后，谷歌的PageRank 算法查阅所有包含“鞋店”字样的网页，并根据其他页面对这些页面的链接数量进行排名，这一只需要几秒钟即可得到的搜索结果，其实就是根据相对流行程度排列的非常刻板的来源列表。在这种情况下，流行程度取代了质量评估的地位。然而，这并不仅仅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通俗的、基于市场的价值。学术引用评审系统也运用了相同的原理。谷歌的创始人在研究引用分析项目时，想到了将这种系统运用到名为万维网的混乱世界中。

　　事实证明，流行程度是一个过滤和呈现网页搜索结果的高效方法。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谷歌通过将编辑评判的任务外包给更广大的网页作者（或者用哈佛大学法律教授尤查 本科勒的话来说，“同行生产者”），成为了几大搜素引擎中的领头羊。回首20 世纪末期，除谷歌外的所有搜索引擎都采用了嵌入式广告（网站站主付费在搜索结果中显眼的位置上刊登广告）和“专家”评判（搜索引擎的员工决定某个网站是否值得被收录到索引中）的某种结合体。与此相反，套用本科勒的话来说：“谷歌利用了大量用户的分散评判（其中每一个评判都是网站变得更有用带来的副产品），创造了一种价值极高的相关性和认可算法”。

　　当然，根据一件作品在其他人的引用中出现的次数来决定其价值（文献计量学），在学术文化中是一个有争议且问题重重的话题。在多年来广泛运用于科学界之后，该原理经过扩张，被人文学科用于推测学术成就的“影响力”或“价值”，并因此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因为许多最有价值的作品都是通过书籍，而不是那些老牌的可索引期刊发表的。

　　谷歌的企业文化中包含的同行审查，显然也并不一定非得直接来源于大学生活。它也可能很自然地来源于其他与谷歌拥有同一血统的领域：自由和开源软件世界。诞生于广泛的多作者协作环境中的应用程序，已经重塑了信息创作和传播过程的每一个角落。几乎所有的电子邮件系统、大部分网页服务器以及越来越多的网页浏览器和计算机操作系统都已经不再是私人拥有或者控制的了。自由和开源软件项目和革新者发起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梦想着在一个允许为服务，而非分配的计算机代码收取报酬的商业结构下，实现公开交流、持续的同行审查和总体上的自由。

　　事实上，许多早期的自由和开源软件运动的革新者都来自学术界，这就解释了在计算机科学学术部门、许多盈利的软件公司、建立并维护互联网和万维网的强大的业余爱好者社区以及谷歌本身之间的意识形态的连续性。

　　无论来自哪里，谷歌过滤和评判信息的方法（既考虑了搜索者的兴趣爱好，也参考了知识的同行生产者的评判）对大学内外的人理解高等教育，以及它以创新方式获取、呈现、反映和使用知识的方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知识的谷歌化影响了学生、教授、大学研究以及更广泛意义上机构用于支持研究、教育和学习的基础设施。